协同发展新进展：京津冀产业协同生态研究

 

　　导语：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作为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区，雄安新区的建设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也是河北、京津乃至全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迎来新进展。产业协同发展作为关乎三地经济发展、居民就业的重要侧面获得学者广泛重视，京津冀协同发展数据库梳理相关主题学术资源，剖析三地发展现状、产业协同典型模式，厘清协同发展障碍，分享协同发展新形势下主要路径及应对策略。

 

 

京津冀三地发展出现失衡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推进京津冀产业协作，有利于引导现有产业向更高端化迈进，为“中国制造2025”的顺利施行奠定基础。但当前三地经济发展存在显著落差，产业同构问题较为突出，严重制约了三地产业协作，对此京津冀产业协作应充分发挥北京的科技研发优势、天津的先进制造业基础优势以及河北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贯彻落实三地功能定位，突破产业协作的桎梏。

　　2015年京津冀三地三次产业占比依次为：0.6∶19.7∶79.7；1.3∶46.7∶52.0；11.5∶48.3∶40.2。按照郭克莎对产业阶段的划分标准：京津两地已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而河北却仍停留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发展阶段相差两个层级，使得三地产业难以有效对接。

　　基于经济增长速度的角度，京津冀三地整体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大致满足“天津市＞河北省＞北京市＞全国”的关系（见图1）。2001～2015年，天津的经济增速始终领跑京津冀；受到“产能过剩”的冲击和“去产能”的宏观国家政策调控，2014年起河北经济增速不仅滞后于京津两地，而且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差距。前期的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加之经济的后续增长动力不足，使得河北陷入负向“累积循环因果”效应之中。

图1 2000～2015年全国、京津冀及内部各省市经济增速

　　将空间尺度缩小，京津冀地级及以上城市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则更为悬殊（见图2）。如果将京津冀三地假想为三个国家，生产力水平的差距可以通过汇率的变动进行调节。但现实是京津冀三地共同使用同一种货币，不独立的货币政策不仅无法刺激欠发达地区的产品输出，反而会使发达地区更加具备产品输出优势。因此，需要进一步放宽三地之间的人口准入限制，确保三地的人口实现自由迁徙，逐步实现生产力水平的趋同，进而消除区域内部的“马太效应”。

 

图2 2015年京津冀地级以上城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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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主要模式分析

整体搬迁模式

　　京津冀内部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的差异使得产业梯度转移成为区域产业对接协作的重要路径，整体搬迁是京津冀实现产业梯度转移的主要模式。整体搬迁模式指与首都功能定位和要素禀赋特征不相符的产业，在成本推动与政策引导作用下，由北京整体搬迁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天津和河北，与天津、河北的要素成本、土地空间、产业基础等优势相结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整体搬迁模式是北京与天津、河北之间比较成熟的产业对接模式。代表性产业主要包括：资源、环境约束较强的重化工业；对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敏感的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与专业市场等一般性服务业。这些产业属于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领域，天津和河北则具有承接的优势和条件。

　　整体搬迁是京津冀较为成熟的产业对接模式，其主要经验在于转移的同时实现了产业升级。在实施过程中，产业从技术、组织、管理等方面完成了整体升级，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升，从而实现了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对北京来说，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同时，进一步退出低端产业与业态，发展高端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对天津和河北来说，依托生产要素与产业基础承接产业整体转移，推进产业创新，改造提升了相关传统优势产业；对整体搬迁的企业主体来说，降低了综合生产成本，扩大了规模，实现产品、生产工艺和流程的升级，提高了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总部经济模式

　　总部经济模式是大型企业基于地区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差异，按照比较利益原则、成本收益原则、级差地租原则等，将功能链的总部环节设在北京，将生产、制造环节布局在天津、河北。通过企业功能链、价值链在区域内的优化布局，以及在企业内部优化配置区域资源，可以实现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进而促进区域功能合理分工和产业合作。京津冀三地都具有传统优势产业，在北京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支撑下，以龙头企业为引擎、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实现产业组织变革，形成总部经济模式驱动的区域产业整合。京津冀的钢铁产业按照“总部（研发设计）+制造”的模式发展，包括两种类型：一是由北京总部向河北延伸制造环节。如首钢集团在河北建设了首钢京唐公司、首钢迁钢公司、首秦公司等新钢厂作为钢铁制造基地。二是由制造基地向北京扩展总部环节，如建龙钢铁将总部由河北搬到北京。京津冀的农业则采取了“总部（市场）+生产基地”的模式，如泰国正大集团将中国区总部设在北京，研发、数据等部门设在天津，将河北定位为其生产制造基地。

　　总部经济模式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企业来说，通过在区域内分工布局功能链，进行产业扩张和转移，降低了综合成本，拓展了市场规模，从而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对总部集聚地来说，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等知识技术要素密集的比较优势得以强化，以总部经济为主导的高端商务服务业及关联服务业进一步集聚发展。而对生产制造基地来说，确保了制造业的优势，实现了传统优势产业升级。区域整体上通过企业内部价值链重组，降低整个产业链的成本，进而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企业内部组织关联与交易成为区域产业分工整合的微观基础，中心城市通过“总部—制造基地”的功能链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实现联动发展。进一步推进实施总部经济模式的政策着力点，主要在于降低企业功能链总部环节与生产制造环节之间的组织协调成本。一方面，促进区域内信息、金融、交通、教育、医疗等服务一体化发展，优化制造基地商务环境，降低信息、资金、人员等要素流动成本，降低企业内部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以税收分成政策等为重点，进一步创新完善总部与制造基地协作的体制机制。

　　邓丽姝：经济学博士，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区域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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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产业协作问题和主要障碍

　　一、产业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同构现象

　　在计划经济时代，京津冀三地的产业发展路线都是以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为重点和导向，各自同时建立了许多相似的基础工业，削弱了资源的有效集聚和空间上优化配置。改革开放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善，但区域内部的产业同质同构、企业恶性竞争等现象依然存在。从已掌握的数据看（见表1、表2），2014年，在工业行业中，北京和天津的前十大规模结构优势工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和“其他制造业”均在其列；在服务业中，三地在“其他”产业门类占比都较高。

 

表1 2014年京津冀三地前十大区域专业化工业

表2 2014年京津冀地区服务业各行业区位熵

　　二、区际尚未形成较为紧密的产业链关联

　　2011～2014年，京津冀产业链协同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且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与探究，但同时也正说明国家适时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三、经济发展梯度过大

　　京津冀三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发展梯度过大的问题。首先，从产业发展差距来看，北京已跨入后工业化的服务业高级化阶段，天津处于重工业与加工工业进一步深化的工业化后期阶段，而河北则处于原材料工业向加工型升级的工业化中期阶段，产业结构水平由高到低。其次，从发展方式上来看，北京和天津基本处于经济发展的内涵增长、创新驱动阶段，而河北还处于外延扩张、要素驱动阶段。2014年，北京、天津、河北R&D经费分别支出1268.8亿元、464.7亿元、313.1亿元，R&D经费投入强度分别为5.95%、2.96%和1.06%，阶梯式差距明显。此外，在经济增长动力上，北京已基本进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阶段，而天津与河北还处在资本拉动阶段，2014年，北京最终消费支出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72.7%，拉动5.3个百分点；天津最终消费支出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34.2%，拉动3.8个百分点；河北最终消费支出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48.9%，拉动3.2个百分点。

　　一定的经济发展错位和梯度，能够促进区域间的分工合作和产业转移；而过大的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梯度，甚至形成产业“悬崖”，其作用则适得其反，因为此时产业合作与转移已缺乏起码的产业链和要素配套基础。当前，三地在产业结构和发展阶段上的巨大差异和松散结构，导致京津冀产业结构无法顺利对接和协同发展。北京已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已无工业大规模外迁的可能，同时服务业产业链条较短无法大规模带动周边发展；天津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技术上创新实力强、对外依赖性低，规模上也处于集聚发展阶段，整体对外辐射能力较小；河北处于工业化中期，以资源型的重化工产业为主，技术水平低，加工能力差，承接京津产业转移与功能外溢的条件相对不够。

　　四、区域产业分工与转移的协调机制尚未建立健全

　　首先，“分灶吃饭”财税政策体制下，各地区积极追求本区域发展而忽视相互间合作，导致了地方官员控制下的“市场分割”。一方面，这种分权激励了各个地方政府的同质化竞争，而使其不会首先去顾及这种盲目个体理性所带来的“囚徒困境”式的两败俱伤；另一方面，在GDP指标考核机制下，行政区政府一般都倾向于将所有产业链条及其转移尽量安排在本行政区范围内，这就限制了资源自由流动进而影响产业集聚和产业价值链的形成。

　　其次，京津冀三地行政等级存在差异，造成资源配置、要素流动的有倾向、不均衡，以及政府间谈判地位的不对等，这对资源在京津冀区域内的优化配置一直在造成不良影响。这种状况尤其体现在公共资源的不均衡配置和谈判地位的不对等所造成的一方区域对另一方区域稀缺资源的吸引甚至无偿占有上。比如，拥有众多优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资源的北京，其对人口的巨大吸引力，也会进一步转化为对相应从事产业外迁的阻碍力。

　　再次，市场化协调机制不顺畅。相对于长三角与珠三角，京津冀地区国有经济比重相对过高，市场化整体水平低、运行不规范，强调平等谈判、追求帕累托最优的市场机制在资源优化配置、产业链配套合作等方面作用不明显。201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京津冀地区只有44家，而长三角地区有249家，前者不到后者的1/5。

　　最后，强有力的统一协调区域产业发展的组织与规划基本还没有建立起来。国务院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以及其他合作论坛与联席会议等，其权力和效力还有待观察。总体上看，目前京津冀经济合作还处于研究探讨、社会关注、共识凝聚、合作启动的阶段，触及各方根本利益的可操作的大型合作项目、方案和政策还没有实质性进展。

　　李海飞：经济学博士，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与河北省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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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产业协同主要路径与对策建议

 

　　1.北京应依托优势产业、优势技术和重大战略价值的前沿领域，打造科技创新中心和创新策源地

　　北京应该以打造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和世界原始创新策源地为目标导向，从全球、全国、区域和自身产业优势四个层次发力。具体如下。

　　一是依托现有优势产业打造参与国际竞争的世界级产业集群。从产业基础层面来看，北京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基础，下一步应该通过完善优势产业的产业链条，形成集群化发展，为京津冀培育参与国际竞争的世界级产业集群提供条件。

　　二是超前部署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前沿技术领域，抢占全球研发制高点，打造世界创新策源地。前沿技术领域是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可能塑造我国产业核心竞争优势的技术领域，或者抢占有利于占领全球科技创新制高点的科学领域。通过准确预判全球产业及技术变革走向，立足北京科研优势，集中力量实施对未来新兴产业发展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大科学基础研究，重点可以依托如“量子计算与量子通信”、“纳米科学”（纳米光电子器件、碳基纳米器件、纳米药物、纳米生物医学材料等）、“能源科学”（先进核能、智能电网等）、“脑认知与脑医学”、“脑认知与类脑计算”等，力争在这些领域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始创新策源地。

　　三是发挥产业技术优势培育全国战略新兴产业，打造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具体可以依托新一代互联网、集成电路、云计算与大数据、生物医药、新能源智能汽车、节能环保等产业技术，通过这些产业技术的培育辐射带动全国相关产业的发展，为北京成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奠定技术基础。

　　四是发挥科研基础优势，注重研发转化，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具体可以依托数字化制造技术、轨道交通技术、先导优势材料技术、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技术、现代农业技术等，通过这些技术打造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技术支撑。如推动智能制造信息化基础理论创新及系统平台、关键部件研发转化，实现区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智能制造转换，提升京津冀制造业的智能化程度。再如推动节水节能高效生态农业技术、生物制造技术（生物肥料、生物农药、生物饲料）、农业智能装备技术等技术的应用与转化，着力构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相衔接的现代农业体系，实现一小时农产品供应圈。

　　2.天津应面向国际、借势北京、立足自身，打造全国先进制造业研发转化基地

　　天津应该以打造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为目标，从面向国际、借势北京、立足自身三个方面做文章。具体如下。

　　一是利用天津的港口优势、政策优势和外资集聚度高的优势，打造面向国际的先进制造业研发转化基地。从天津企业所有制结构来看，外资企业在制造业占比最高，加上滨海新区的先行先试优势和自由贸易区的政策优势，吸引国际上先进制造业研发机构向天津转移集聚，争取成为京津冀区域外向度最高、先进制造研发转化机构集聚的先进制造业研发转化区。

　　二是借势北京科学研究优势，在天津实现技术转化。依托北京基础研究及应用研究等科学研究优势，争取将北京与区域有关的基础研究在天津实现技术研发和应用转化，将天津打造成为京津冀先进制造业高地。

　　三是结合京津冀地区资源禀赋及现有产业优势，打造天津研发转化高地。天津制造业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在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占比和新增专利数量占比方面优势明显，其优势产业主要有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等，这些产业中属于天津独具特色的产业（如大无缝等）其研发还需依靠天津自身，所以天津应该在这些产业建立自己的研发平台和应用转化基地。

　　3.河北应落实国家重大战略、承接非首都功能、发挥现有产业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河北原有产业基础薄弱，在产业发展方面，河北必须在依托传统优势产业的基础上，积极培育区域新的增长点。具体如下。

　　一是落实国家重大战略，高起点高水平建设雄安新区。雄安新区是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区，它的建设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也是河北、京津乃至全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承接行政功能方面，雄安新区可以集中承接中央和国家机关在二环以内的非紧密型行政辅助服务功能，包括服务中心、信息中心、行业协会、研究院所、培训机构、学术类社团、报社、出版社、杂志社等；在承接企业总部方面，雄安新区将集中承接部分央企总部；在科技创新方面，雄安新区以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为目标，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创新属性是雄安新区的“基因”所在和立足之本，创新需要体制机制革新和良好的创新氛围，北京未来应将部分创新资源转移到雄安新区，与雄安新区灵活的体制机制相融合，通过激发创新活力使雄安新区成为全国创新的新高地。

　　二是依托现有优势产业，承接非首都功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河北当前的优势产业为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农林牧渔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等，制造业在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占比和新增专利数量的占比优势明显。在创新发展方面，构建分工合理的创新发展格局，河北重点应强化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和示范推广能力，建设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中心、重点产业技术研发基地、科技支撑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试验区；在服务业发展方面，批发和零售业是河北优势最为明显的产业，河北应依托现有产业基础，通过集中承接北京疏解出来的专业性物流和区域性批发等产业，将其打造成为区域物流中心和区域商贸中心；在制造业发展方面，河北应积极承接首都产业功能转移和京津科技成果转化，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新型工业化基地和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在农业发展方面，河北应重点发展高产高效生态农业，加快建设环京津蔬菜基地、奶源生产和肉类供应基地，完善冷链物流、配送体系，推进农业生产基地与首都市场产销对接，加快构建京津1小时鲜活农产品物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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