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文化贸易协同发展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京津冀都市圈与长三角和珠三角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有着较大的区别，因为京津冀都市圈是以首都特有的政治文化背景为中心的。通过京津冀都市圈与其他都市圈的对比，可以发现，除京津冀都市圈外，其他都市圈的主要城市都有2～4个，各个城市间和核心城市的发展差距并不十分明显。在长三角都市圈，上海具有“龙头”地位，同时南京、杭州、合肥等省会城市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在珠三角都市圈，广州、香港、深圳三大都市之间分工合作的关系正在形成，都市圈内同城化、一体化、协同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反观京津冀都市圈，除北京一城独大以外，主要城市仅有天津一个。

在以往的发展历程中，无论是货物贸易还是文化贸易，北京与天津更多的是各自为战、相互竞争，而河北省更加显得跟不上京津发展的步伐。

（一）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国际竞争力相对缺乏

文化贸易的文化内涵不足，内容建设亟待加强。文化产品和服务以内容为核心，而现阶段京津冀地区的文化产品的内容生产和出口实力还较为薄弱，文化内涵传播效能较弱。甚至各方面资源都非常丰富的北京在文化对外贸易上也缺乏足够的竞争力。企业多注重建设对外输出平台，而在内容创意上则处于弱势，尚未出现有足够强的文化竞争力和世界影响力的文化产品。三地的对外文化贸易仍处在起步阶段，在国际文化市场竞争中处于产业链低端，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型文化企业。从整体上看当前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贸易的综合质量不高，很多文化产品和项目由国外企业垄断创意和市场营销等高端环节，我国的大量文化企业仍处于转型过程中，缺乏国际运作经验，往往充当价格低廉的原材料的提供商，因此急需形成一批实力雄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对外文化企业集团和一大批机制灵活、创新能力强的对外文化贸易中小企业群。同时，对外文化贸易的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不健全。由于文化创意的轻资产属性，加上创意市场的风险性较高，文化企业的融资能力比较弱。虽然近年来北京市政府通过设置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等政府投资方式加大对文化贸易的扶持力度，但相对于整体资金需要还是杯水车薪，多元文化贸易投融资体系尚未形成，民营资本、外资等对文化贸易的投入还不够。

（二）文化市场活力有待进一步释放

当前文化市场按部门、行业和区域分割的特征依然明显，使本应完整的文化创意产业链条发生断裂，导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体制性障碍制约产业发展，造成市场体系不够发达。以新闻出版业为例，虽然部分国有出版机构已经转制成企业，但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尚未完全改变，造成管办不分，出版单位缺乏活力和市场敏感性，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对于日趋活跃的民营出版机构，因出版政策和管理方面的原因，目前主要靠购买书号运营，造成其经营行为大多处于灰色状态，不敢浮出水面。又如，动漫游戏业主管部门涉及文化、广电、新闻等多个部门，分头管理，责任分散，缺乏有力的统筹协调机制和平台，难以形成合力，影响和制约了行业发展。

无论是货物贸易还是文化贸易，都属于贸易的范畴，就算文化产业具有特殊性，也需遵循基本的经济规律。北京、天津汇聚了大量实力雄厚的演出团体，其中绝大部分属于国有企业。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这些企业的作用毋庸置疑，但这些顶着“国”字头的企业，在政府主导的文化出口、文化推广的过程中，将会受到较大的阻力。近年来，文化市场的活力依然较弱，和发达国家相比具有比较大的差距。同时，京津冀都市圈对外开放的程度较低。由于文化的特殊性，这一问题显得更加突出。文化的国际化，离不开人才的国际化、产业的国际化以及资本的国际化，更重要的是国际化的视野和开放的思维。京津冀都市圈无论是在文化的“引进来”还是“走出去”过程中，都显得过于谨慎、步履艰难。

（三）北京“空吸效应”造成资源过度集中

“空吸效应”是指中心城市吸空外围地区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与之相对的是“反哺效应”，是指中心城市的产业升级和梯度转移对外围地区形成的市场和技术外溢。显然，北京对环京地区的辐射模式以“空吸效应”为主，产生了“环北京贫困带”的说法，而上海对周边腹地则表现出“反哺效应”。资源的过分集中，导致天津、河北很难参与到文化贸易的发展过程中来。当然，这种资源的集聚并不完全是北京的主动吸引，在我国当前的体制中，资源不可避免地会被吸引到北京，这也间接地造成了问题的产生。这将会阻碍京津冀对外文化贸易的协同发展，将是京津冀三地面临的重要的挑战。

天津毗邻北京，理应获得更多的资源，并且作为北方的经济中心、交通枢纽，天津的经济发展水平应与北京相差不多，但是事实并没有想象得那么美好。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北京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天津的经济发展，但北京吸引了过多的资源，导致人才、资金、政策更多地向北京倾斜。

（四）文化贸易人才供给远不能满足发展需求

在文化贸易发展的进程中，人才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虽然现今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文化贸易行业中，但是依然缺乏复合型的贸易和经营管理人才以及具有文化贸易经验的财务、律师等专业人士。在文化贸易人才培养过程中，首先遇到的即是学科壁垒。学科是与知识相联系的学术概念，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两大知识系统内知识子系统的集合，同时，也指高校发挥教学、科研等功能的单位，是对高校人才培养、教师教学、科研业务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由于研究对象不同，方法不同，知识陈述的语言符号、方式、体系不同等因素，形成了每个学科相对于其他学科明显的自然封闭性。现代科学的交叉与整合发展要求打破学科界限，文化贸易基于自身内涵与外延，具有天然的交叉学科特点，相应地，文化贸易人才培养也具有鲜明的学科交叉属性。但目前的实践集中于经济学、外国语言文学等少数几个学科的交叉互动，一定程度上仍受制于单一学科的限制，需要在更大范围内打破学科壁垒，充分利用各学科优势资源，实现互动互补。

其次是政、产、学、研联动不足。文化贸易人才培养源起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也始终以此为导向和指南。以“用”为导向的培养模式必然更加注重政府、产业、学界等的第一线实践经验、发展需求在培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信号给出积极敏锐的反应。文化贸易人才培养尚处于初期阶段，政、产、学、研联动在模式和机制方面亟须构建和完善，应发挥联动效应在更深层次上助力新兴学科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最后是国际化程度亟待提升。海外院校在文化产业与相关贸易领域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中积累丰富的经验，如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在艺术与商科交叉融合培养方面进行了多年探索，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培养机制和模式；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在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方面始终走在全球前列，培养出了大批专业精英，构建起高校与产业的良性循环。以全球为视野，在该领域中各高校结合本国产业与贸易优势，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培养模式，对中国文化贸易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现阶段，国内高校与海外院校聚焦文化贸易人才的项目合作与联合培养刚刚起步，国际化人才缺口与实践需求存在较大矛盾。

——摘自《首都文化贸易发展报告（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