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71年9月13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确立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关系，到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这六十年的中日关系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中国学术界对于这段历史的综合与整体的研究，当起步于天津《大公报》记者王芸生（1901～1980）。他自1932年1月11日开始，在《大公报》连续发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文章，[1]其间的1932年4月30日，天津大公报出版部印行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2]至1934年5月4日出版第七卷。[3]从此，王芸生及其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4]成为中国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大家及代表作，对20世纪30～40年代的中日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么，王芸生及其大作如何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他的研究对20世纪30～40年代的中日关系有什么影响？这是我们研究“近代中日关系”不可忽略的课题。由于《大公报》及其主编王芸生1949年以后的特殊经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开始的关于王氏及《大公报》的研究，主要在于新闻界的有关介绍和王氏家属、同事等圈子，而在史学界，除了近年关于《大公报》的一些专门研究著作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