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镝鸣、张晓锐：北京市居民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的态度与认知情况调查结论

（一）政策知晓程度低，知晓内容多集中于地域、领域等宏观层面

自2015年5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下发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引起了全社会的热议。但在调查过程中，在问及“是否了解或听说过‘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时，仅有35.7%的居民表示非常了解，36.0%的居民表示比较了解；此外，接近三成的居民表示不太了解和没听说过，其中，不太了解的居民比重为25.0%，表示没听说过的比重为3.3%（见图2）。这显示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虽不断推进，但接近三成的居民对其关注度不足。因此，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大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宣传力度，建立健全宣传工作机制，积极拓宽政策宣传渠道，从而提升居民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的认知程度。

图2 居民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了解情况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涉及不同地域、不同领域、部门职责划分、工作目标、工作方法以及政策影响等诸多问题。为进一步了解居民对这一政策的认知状况，本调查选取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有一定关注度的居民，分析他们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的具体认知内容。

调查数据显示，居民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地域范围了解最多，占受访者的44.9%；对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了解程度次之，占受访者的33.3%；另外有28.9%的居民了解“京津冀协同发展”所涉及的领域范围。此外，居民对各项具体工作的落实部门认知程度最低，仅有6.9%的人表示比较了解；了解协同发展的工作目标与具体发展方法均在15.0%以上（见图3）。对地域范围的了解比例接近半数，表明即使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有一定认识的居民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停留在文字概念的层面上，而且占比最多的三项都属于宏观规划方面，对于纵向的具体工作认知度依然较低。

图3 居民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具体认知内容

（二）肯定政策正向影响，关注点集中于工业外迁及公共服务建设

“京津冀协同发展”涉及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同发展、公共设施建设等多个领域。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北京市将会进行大规模的资源外迁，这对北京市发展会产生诸多影响，居民的生活状况也会随之有所改变。

调查中发现，居民最关注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具体举措集中在产业领域，其中关注度最高的问题是“工业企业迁出北京”（21.1%）；公共设施领域也是居民关注焦点之一，其中聚焦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的居民比重达20.8%。此外，居民对“北京新机场产业园建设”（4.2%）、“联合推进生态环保”（5.6%）、“资本、人才等市场一体化建设”（6.4%）等问题关注热度较低（见图4）。这表明，居民对问题的关注点依然集中在教育、医疗及市政环境等传统问题领域。

图4 居民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具体举措的关注程度

为进一步了解居民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态度倾向，调题组调查了居民对政策影响的认知。其中，超过半数的居民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助于减少人口压力，占53.2%；45.5%的居民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将“改善环境污染”持积极态度；44.6%的居民认为政策实施还将缓解北京交通拥堵问题。整体来看，多数居民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积极态度，对未来充满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少部分居民担忧协同发展政策可能产生消极的利益格局变动。其中，居民对“北京的教育、医疗资源被分割”的担忧程度最高，占12.4%；认为人口压力将会加大、北京房价上涨的比重也分别为7.4%和7.2%（见图5）。可见，无论是居民的关注重点还是对政策效果的预期，居民首要的关注内容都集中于两大方面：一是城市生活环境的改善与否；二是公共服务资源是否会受到影响。因此，在政策的制定与落实过程中，管理部门应当对这些关乎居民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给予更多关照。

图5 “京津冀协同发展”可能带来的利益影响

面对协同发展可能带来的资源外迁问题，七成多的居民表示最应迁出高耗能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出公共服务部门的意愿则相对较低。具体来看，47.4%的居民选择首先迁出钢铁、建材、印刷等非科技型、高消耗性产业；23.4%的居民表示要首先外迁区域性批发市场、物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认为最需迁出部分院校、医疗机构，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机构，部分企业总部等公共服务部门的累计比重不足17.0%；另有12.9%的居民表示说不清（见图6）。可见，居民希望依靠协同发展政策，外迁一些高耗能、高污染、高劳动密集的产业，但是对于教育、医疗、行政资源的外迁意愿较低。

图6 居民认为北京市最需要迁出的功能

（三）行为选择较为和缓，矛盾焦点集中于人口、资源等硬性因素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目标在于疏散北京非首都功能，北京作为资源聚集程度最高的地区，未来将逐步进行产业转移和资源外迁工作。图6数据显示，北京市民普遍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会产生正向的影响，但仍对一些关乎自身利益的问题略有担忧。为进一步了解居民在面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时可能进行的行为选择，本研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测量。

1.居民整体行为选择较为和缓，要求非科技型产业迁出的意愿最强

对于协同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近七成居民表示“没有采取行动的计划”，可见，这一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对居民目前的生活状况没有显著改变，多数居民的未来规划也不会发生剧烈变动。同时，也有36.2%的居民表现出积极的行动策略。其中，表示在网络上关注、讨论的居民最多，占12.7%，另有9.4%的居民表示会向亲友、同事或邻居诉说此事。这表明，居民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议论热度较高，且网络成为交流、沟通的重要平台。此外，“京津冀协同发展”也对居民的经济行为产生了一定影响。5.5%的居民表示会离开北京前往天津或河北等地；2.5%的人则选择借此机会买房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选择上访、请愿或游行的居民也占1.9%，其中表示自己到有关部门上访的比重稍大，为1.1%，另有0.8%的居民选择参加集体上访、请愿等集体行为（见图7）。对比2015年的整体数据，居民在面对利益受损时，选择激烈冲突行为的均值为1.4%。可见，在面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上，居民选择激烈行为的比重虽最低，但仍高于面对其他社会矛盾时选择冲突行为的比重。这一方面由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在短期内会损害一部分居民的既得利益，容易引发他们集中性地选择较为激烈的行为方式予以解决；另一方面表明政府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落实过程中，要切实保护好居民的切身权益，最大限度地避免因资源迁移、利益格局变动而引发的不良群体性行为。

图7 居民面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影响时的行为选择

2.工作的核心困难集中于硬性条件，实现资源共享作用显著

本研究就“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的核心困难进行了调查，进而分析当前市民眼中工作有序开展、政策扎实落地应注重哪些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的阻碍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硬性条件，即城市功能、资源水平、城市带动能力、经济水平、人口迁移等因素；二是软性因素，包括各地政府利益分配、中央政府态度、行政与市场的平衡等。

整体来看，居民普遍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存在核心困难，表示困难核心集中于硬性条件的占58.1%，困难核心为软性因素的仅占22.3%，另有19.6%的居民表示“说不清楚”。这表明，居民认为政府应当首要解决资源短缺、人口膨胀等硬性问题，从而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的有序展开和平稳进行。

从硬性条件来看，居于首位的困难是“人口迁移的阻力大”，所占比重为24.0%；“三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位居第二，占居民的15.2%。选择这两项因素的居民累计达39.2%，从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居民对政府未来工作重点的判断，即政府首要解决的硬性因素是安置外来人口，其次也应注意到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从软性条件来看，10.2%的居民认为“各地政府的利益分配”是协同发展的核心困难，另有5.5%的居民认为是“中央政府的态度”（见图8）。

图8 “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中存在的核心困难

立足于政府角度，居民对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对于未来更好地推行工作、落实政策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具体来看，居于前三位的建议包括“实现资源共享”、“实现三地政策互动”和“建立三地互补型财政机制”，其比重分别占41.3%、38.6%和31.4%。这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目标基本一致，因此，在未来的工作中，政府应着重推进京津冀三地的协作化发展，发挥城市群的整体性功能。

此外，有24.8%的居民认为政府应当明确三地的功能定位，以实现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也有居民从行政角度给出了一些建议，21.2%的居民表示应当建立三地协议责任机制、19.0%的居民建议促进行政管理机制衔接（见图9）。这表明，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是一个多方位、综合性的工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打破行政壁垒，构建开放的区域统一市场，建立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新体制，进而为推动全国区域协同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子。

图9 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应当采取的措施

3.居民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总体评价较好，35～54岁中青年群体态度最为积极

整体来看，北京居民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总体评价较高，超过半数的居民表示非常支持这一工作。具体来看，表示“非常支持”和“比较支持”的居民分别占51.2%、36.6%，累计占受访者的87.8%。表示“不太支持”和“完全不支持”的居民所占比重虽少，仅有1.9%和0.3%，但这部分居民可能是短期利益受损者，需要给予适当关注（见图10）。

图10 居民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总体评价

不同年龄层的人，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的总体态度有所差异，且这种差异具有显著性。首先，35～44周岁的群体对于协同发展态度最为积极，表示“非常支持”和“比较支持”的累计百分比最高，为91.2%；25～34周岁的群体也表现出了88.2%的支持率。相对而言，45周岁及以上群体的支持率较低，在85%以下（见图11）。其原因在于：45周岁以下的中青年群体，其成长于改革开放后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对于社会政策的认知、接受能力相对较强，因此对于惠及民生的社会政策支持度也相对较高。与此相对应的，45周岁及以上居民表示“一般”或“不支持”的比重相对较高，其原因在于协同发展将会引起一系列利益格局的变动，中老年人既有的稳定环境可能会被破坏，因此对政策的不满程度也相对较高。

图11 不同年龄段居民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评价

此外，随着年龄的增长，表示“说不清”的居民比重也波动上涨，其中55～70周岁的人群中有8.6%表示说不清。因此，在未来的政策宣传、政策落实的过程中，对中老年人群的工作力度应有所加大，进而提升他们对政策的总体认知和了解程度，从而做出更好的行为选择。

“京津冀协同发展”热点问题调查集中反映了当前北京市居民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的态度与认知情况，针对调查结果反映出的一些问题和现象，如普通居民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一些具体政策措施知晓程度低、了解不全面的问题，各级政府有必要在未来的宣传工作中予以关注，让居民对惠及民生的具体政策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此外，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进程中，严格控制增量，有序疏解存量，重点完善就业、社会保障、土地、户籍、教育、医疗、财税等方面的配套措施。要从整个国家发展战略出发，建立与区域协调发展相适应的利益分配机制，完善不同省市的合作机制，从而更好地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落实。

——摘自《2016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P227~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