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城乡二元制度的核心是不平等的土地制度，以及土地制度捆绑的城乡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的差异。城乡土地价值剪刀差的存在，尽管使中国的城镇化在过去30年里“高歌猛进”，但人的城镇化却“债台高筑”。一个广泛存在的现象是，城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本地农民对土地补偿的预期越来越高，而农民工进城的门槛也越来越高，“农民城镇化不完全”和“外来人口城镇化不充分”并存的问题凸显。2012年全国有“两个城镇化率”——53%和35%，前者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后者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中间差的是大约2.7亿的流动人口。按上述口径，同年北京的人口城镇化剪刀差大约是22个百分点（64%～86%），774万外来人口虽然充当了城镇化人口统计的分子，但实际上他们中的大部分面临落户难问题，享受不到公平的城市服务。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本地户籍农业人口城镇化动力不足，全市农村人口从2003年的305万下降到2013年的250万。1124007本地农民城镇化积极性不高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北京已实施城镇化的村庄当中，农民上楼不转居的情况十分普遍，失地农民租赁经济收益减少的同时，上楼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