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同时把“美丽”纳入国家现代化目标中，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前，京津冀地区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形势，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矛盾突出，严重的雾霾天气仍是三地人民工作生活中的切肤之痛。与此同时，在国家战略政策的指导下，京津冀地区也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更多着力、更有作为。
京津冀协同发展数据库整合库内主题资源，从京津冀当下生态状况出发，分析重点环境问题——大气污染的发生规律，进一步探讨污染背后的深层原因及三地在建设生态文明方面的具体实践和举措。
京津冀地区生态形势严峻
2016年，京津冀区域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56.8%，比2015年上升4.4个百分点（2015年比2014年上升9.6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比例低22个百分点；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9.2%，比全国平均比例高6.6个百分点。区域PM2.5年均浓度为71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7.8%（2015年同比下降17.2%）；PM10年均浓度为11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9.8%（2015年比2014年下降16.5%）。然而，74个城市中空气质量最差的10个城市，京津冀地区就占据6个，分别为衡水、石家庄、保定、邢台、邯郸、唐山。京津冀区域内PM2.5、PM10、SO2、NO2、CO和O3等6项指标的浓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5年，京津冀区域PM2.5有12个城市超标；PM10平均浓度为132微克/立方米（超过国家二级标准0.89倍），13个城市均超标。京津冀区域PM2.5、PM10、SO2和NO2浓度虽然同比明显下降，CO同比上升，O3同比持平，但是超标天数中以PM2.5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最多，占超标天数的68.4%；其次是O3和PM10，分别占17.2%和14.0%。由此可见，尽管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保工作在不断加强，生态环境质量也在不断改善，然而，目前生态环境尤其是空气状况仍然面临巨大挑战。
张贵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生态城市规划、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及首都圈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
陈润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区域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兰州财经大学丝绸之路经济研究院副教授。
胡曾曾：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区域经济学专业博士生。
冯军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区域经济学专业硕士生。
京津冀大气污染浓度呈现地域“趋同”特征
京津冀地区南北方的大气污染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本报告进一步采用基尼系数测算了京津冀地区城市大气污染空间分布的非均衡程度，以反映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的地区差异。图1给出了各主要污染物浓度的基尼系数。从基尼系数来看，以2015年为例，京津冀地区PM10、SO2和NO2浓度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139、0.198和0.109，均明显低于刘华军等（2016）测量的全国相应污染物浓度的基尼系数。同全国相比，虽然京津冀南北方大气污染程度差异较大，但整体而言，整个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的空间差异并不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京津冀地区整体污染较为严重的这一事实。从各污染物来看，SO2和PM10浓度的空间差异较大，而NO2浓度的空间差异相对较小，在整个样本期内，SO2和PM10的基尼系数的均值分别为0.196和0.175，而NO2的均值为0.120。从时间变动趋势来看，各主要污染物浓度的空间差异趋于下降，说明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的空间差异正在降低。其中，PM10的空间差异逐年减小，反映了较强的地区趋同形势，NO2的空间差异也同样处于下降的走势。SO2的空间差异虽有波动，但整体上同样是下降的趋势。由表2可以看出，导致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空间差异缩小的主要原因是高污染城市污染物浓度的下降。在样本期内，高污染城市污染物浓度的下降幅度远大于污染程度较低的城市。
图1 京津冀主要污染物浓度基尼系数
表2 京津冀各城市主要污染物浓度值
张超：博士，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经济。
杨洋：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城市发展对能耗和污染物排放强度高的第二产业和重化工业依赖程度较高
依据京津冀各主要城市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及2010年、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十二五”时期，京津冀各主要城市的产业结构均有所优化（见表1），但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占大头，而第二产业中，重化工业占大头，产业结构整体较重的局面并未根本扭转。
表1 京津冀各城市三次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2010年、2015年）
从产业结构来看，多数城市仍以能耗和污染排放强度高的第二产业为主导。
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中，除了北京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天津以及河北省的石家庄、张家口、秦皇岛、廊坊等基本形成“三二一”的产业格局外，其他7个城市仍处于工业化、重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仍是“二三一”格局。
从工业结构来看，京津冀城市群多数城市能耗和污染物排放强度高的重化工业占当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仍较高。2014年，天津市重工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高达79.11%。2015年，河北省重工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高达75.2%。以钢铁工业为例，2014年，中国粗钢产能为11.3亿吨，而河北省钢铁总产能约为3亿吨，占全国总产能约27%。有言戏称，“世界钢产量中国第一，河北第二、石家庄第三”。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河北省一些主要城市产业结构偏向重化工业的现实。
从产品结构来看，河北省多数企业产品以原材料和初级加工产品为主，处于产业链、价值链的低端，资源、能源消耗多，利润空间较小，产业链条较短，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终端产品、知名品牌相对较少。
从企业结构来看，河北省大型企业少、平均规模小、缺乏行业领军企业，其1.4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主营业务收入超百亿元的只有51家，而且多数分布在钢铁、石化、建材、煤炭等原材料行业。
王立国：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学科首席专家。
蔡玉胜：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所所长。
河北省加快工业绿色转型发展
河北省面临产能过剩、污染严重等问题，没有摆脱这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应从提高工业绿色生产率及各单要素生产率出发，节能降耗，加快工业绿色转型发展。所以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加快结构调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在新旧动能的转换上，提升质量效益，补齐河北发展短板。调整工业结构，打造低碳产业链。实施传统行业的绿色转型升级，全面推进钢铁、化工、建材、造纸、印染等传统行业绿色化改造，要做精做优，继续处置“僵尸企业”，加快去产能的步伐，逐步淘汰生产方式落后、能源消耗高、污染环境严重的工艺、产品和设备。
二是培育新动能，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快战略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进“大智移云”和共享经济，增添河北发展新动能。积极引领新兴产业发展，加快推进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生物产业绿色低碳发展，加快重大生态技术的研究开发，推广低能耗技术，提升能效水平。
三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重点领域节能减排，提高上、下游产业的能效。推进资源高效循环利用，原料互供、资源共享，强化技术装备支撑，提高大宗工业固体废弃物、废旧金属、废弃电子产品等综合利用水平。在工业能源消费结构中，应逐渐降低煤炭直接利用的比重，积极开发清洁能源，促进能源的有效利用，优化能源品种结构，提高能源产出率。加大投入和强化技术改造，尤其要加大对重点耗能企业节能技改的力度，提高能源利用和节能水平，从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武义青：河北经贸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产业经济、数量经济。
陈俊先：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数量经济。
北京市构建独立的第三方社会责任评级体系监督环境生态治理
目前，生态脆弱的北京西北部风口地区仍存在一定数量的工业企业，如大型混凝土搅拌站、大型水泥厂、货运物流集散地等，如何持续推动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是改善该地区生态环境的重点。企业作为环境污染治理的责任方和实施方，应逐步建立内部环境管理体系，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开展遏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恶化的源头治理和过程清洁化生产，积极预防和减少企业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以提升环境绩效和综合竞争力。企业应重视环境信息披露，监管部门也应加强对关键定量指标披露的引导。企业还应加强与周围社区等利益相关方的沟通，目前多数企业对于环保问题习惯性地持对立态度，仅重视出事后的危机公关，难以适应自媒体时代的信息披露及快速爆炸式的传播模式。而优秀企业与利益相关方的持续有效沟通，能够保持企业环境责任的综合竞争力，最大限度地降低公关成本，因此，建立常态化的与利益相关方的交流机制非常必要。
此外，还要构建独立的第三方社会责任评级体系。建立及完善有效的环境信息收集、评估、宣传通道和基础数据库，为分行业、分区域、分规模地进行实质性企业社会责任评级奠定基础，建立公正、独立、透明、专业、公益的企业环境责任评价机制。在独立的第三方社会评级体系中，要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专业咨询作用，组建专家学者的治理评价咨询机构。咨询机构的专家组成应来自不同的学科，既包括专业的生态环境技术方面的专家，也包括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社会科学专家，共同为西北部风口地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在制定规划和重大决策前，征求专家和咨询机构的意见，促使其监督决策。
丁军：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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