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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一体化的基石: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

来源:京津冀数据库  作者:江山   发布时间:2017-10-18
区域一体化的基石: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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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2017年2月,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推进会在河北廊坊举行。会上,三省市联合发布了《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十三五”专项工作计划》,将在教育领域非首都功能疏解、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津冀毗邻地区教育统筹发展、教育对口帮扶等十方面进行重点合作。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有利于教育资源的共享和人才的流动,从而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与提高教育质量,进一步推动区域一体化的进程。
  京津冀协同发展数据库整合库内相关资源,梳理京津冀教育发展现状,分析教育财政投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合“互联网+”和国外经验,提出构建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平台体系的战略意义和组建形式。
 
 
京津冀三地教育事业发展现状
 
(一)教育总体规模:三地基础教育在校生数约占全国的7%,研究生在校生数占全国的1/5多
    表1中呈现了京津冀三地各级各类教育在校生数情况。就京津冀三地各级各类教育在校生数占全国相应层级(或类别)教育在校生总数比例而言,学前教育、小学、初中、高中所占比例均在7%左右。中职在校生数所占比例略低,约为49%。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数所占比例略高,约为87%。研究生在校生数所占比例最高,占到全国研究生在校生总数的约211%(1/5多)。可见,京津冀区域是全国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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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5年京津冀三地各级各类教育在校生数
(二)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及其城乡分布:河北学生总数多,而且乡村学生占比高,京津乡村学生占比很小。
  京津冀三地人口总量存在很大差别,反映在教育领域,河北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达到8324万人,而北京和天津分别为1134万人和864万人,河北是天津的约96倍(见图1)。
更重要的是,三地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数的城乡分布存在很大差别。
  京津的乡村学生占比很小,而河北的乡村学生占比达到337%,即约1/3的河北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分布在乡村。河北乡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数比京津两地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数之和还要多得多。乡村一直是我国公共教育服务的短板和薄弱环节。未来,要让拥有如此庞大数量乡村义务教育的河北追赶京津大都市的义务教育发展水平,任务相当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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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5年京津冀三地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数及城乡分布比较
(三)基础教育阶段专任教师的学历水平:河北与京津专任教师中本科及以上学历者所占比例相差较大。
    发展教育,教师是关键。如表2所示,河北与京津基础教育阶段专任教师的学历水平差距很大。河北学前教育、小学和初中专任教师中本科及以上学历者所占比例与京津两地高值相比分别相差316、470、178个百分点,河北普通高中专任教师中研究生学历者所占比例与北京相差144个百分点,河北普通高中专任教师中研究生学历者所占比例很低。未来,要缩小河北与京津基础教育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提升河北基础教育阶段师资队伍水平是关键环节和重要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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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5年京津冀三地基础教育专任教师学历水平比较
 
  曹浩文: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李政: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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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教育投入促进经济增长
 
(一)京津冀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呈一致性变动 
    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主要由政府投资。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支持的方式建立各类学校、培训机构等,促进教育产业发展。与此同时,教育产业的聚集发展可以成为吸引社会资本、人才等聚集的教育产业链,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与财政教育投入水平的变动符合国际一般性规律,即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其财政教育水平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这表明,随着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财政教育投入也是不断增加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北京、天津地区,财政教育投入力度更大。相比而言,河北财政教育投入远低于北京和天津两地。 
(二)京津冀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存在一种平衡关系 
  从长期来看,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和财政教育投入之间存在一种平衡的关系,这种长期均衡关系是由两者本身存在的某种推动机制所决定的。政府通过投资教育来加速人力资本的形成和技术创新速度,进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政府财政投资教育是实现三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种重要途径。从目前来看,京津冀人均财政支出差距悬殊,北京的人均财政支出是河北的近 3 倍,津是河北的 2 倍多。非首都功能向河北疏解转移会带来教育资源和人口的流动,势必会产生新的公共服务需求,这既是培育经济增长点的动力引擎,又是加快建立京津冀三地之间教育资源流动共享的有利契机。因此,加快建立京津冀一体化教育资源流动机制,有效解决区域经济发展鸿沟的重要途径。 
(三)京津冀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具有明显拉动作用 
    京津冀地区的财政教育投入水平变动并不是由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变动引起的, 反之则是地区财政教育投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带动了地区经济发展。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必先锁定在人才和劳动力生产要素流动及优化配置上,只有通过教育投入,不断提升地区人力资本存量,才能更好地释放当前的人口红利。因此,应不断加大京津冀地区财政教育的投入力度,以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劳动力素质,增强劳动力要素的活跃度,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王春蕊: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
  张辉:首都经贸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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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平台体系建设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影响下,“协同发展”理念已经广泛渗透于区域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共生共赢”成为三省市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全面落实的新阶段,搭建合理有效的平台系统能够引导多方参与、实现资源有效整合,是支撑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载体。平台体系的实现主要有两步,第一步是个人或组织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即搭建平台;第二步是有足够多的组织参与合作,这些组织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可以合作的网络,即平台体系。搭建教育领域的协同发展平台进而形成平台体系,切实贯彻落实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是推进京津冀区域教育协同发展的模式创新,是通过地区开放促进教育分工协作、提高效率的有效途径,是破解京津冀教育发展瓶颈、促进区域教育协同发展的关键引擎。
构建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平台的战略意义
(一)构建教育协同发展平台是缓解资源束缚的有效途径
    资源是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基础。教育资源按照归属性质区分,可分为中央教育资源和地方教育资源;按照教育类型和层次分,可分为基础教育资源、职业教育资源、高等教育资源;按照参与主体区分,可分为教师资源、学生资源、硬件资源;按照资源质量划分,可分为一般资源、优质资源;按照管理方式区分,可分为计划资源和市场资源。
(二)构建教育协同发展平台是缩小教育差距的重要举措
  教育是重要的公共服务资源,教育资源差异过大必将阻碍京津冀协同发教育资源差异过大必将阻碍京津冀协同发展。大量数据证明,仅从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规模、各级各类教育投入方面就能看出区域间的差距。
  从2013年京津冀区域各城市高等教育的规模来看,北京市在校研究生规模是天津、石家庄、保定三城之和的3倍多,而且这个差距还在逐年拉大。同时,通过观察京津冀地区各级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发现,河北是区域内教育经费投入最低的地区,北京是区域内教育经费投入最高的地区,各地区教育经费分配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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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4年京津冀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构成

(三)构建教育协同发展平台是完善体制机制的创新试点
    随着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逐步深入,遇到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追根溯源是区域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比如,由于需要跨组织活动、涉及众多利益群体,思想观念、文化习惯、工作流程、任务目标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往往导致协同创新的组织难度加大,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区域教育协同发展,这就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管理体制和协调机制。
(四)构建教育协同发展平台是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基础阶段
    区域从冲突到一体化发展,其间大概经历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冲突到独立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独立到合作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从合作到共享阶段,第四个阶段是从共享到协调阶段,而第二到第四阶段被称为区域一体化过程,也叫区域协同发展。此外,张晋晋等人的研究认为,京津冀城市群的演化可分为破界、组接、交融、融合4个阶段。目前,京津冀城市群处于城市群发展的组接阶段,各阶段在空间结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基础设施以及经济紧密度等方面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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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阶段

  高兵: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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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教育协同发展平台体系的组建形式
 
(一)区域教育平台体系内涵
  区域教育协同指政府、学校和社会3个基本的区域主体根据各自的资源优势,在平台体系的支撑下,通过契约开展协作,产生新的效应。平台是一系列“软”和“硬”要素的集合体,是为主体的创新活动提供服务的公共结构。相应的,区域教育平台体系就是由若干平台组成的公共服务系统,是基于本区域的教育和社会发展特点,在区域各级政府、学校、科研机构、企业及教育中介组织等的互动协同下,通过政策制度推进、合作项目落实、监督措施保障等形成的公共服务网络,其目的是促进教育要素的有效流动,提升教育成果转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服务社会公众需求,服务教育自身发展需求,进而实现区域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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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区域教育平台体系内涵与结构

(二)京津冀区域教育平台体系的结构
    京津冀区域教育协同发展平台体系是多主体、多功能的复杂性平台,其运行涉及众多主体间的联系和功能的耦合。从三地的角色定位来看,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天津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是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北京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主要任务;北京和天津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引擎,天津承担双城联动的任务;河北主要负责产业对接。根据三地的角色定位,初步确定三地在教育协同发展中的基本定位。
    北京是教育资源的疏解地,重点考虑如何在本地搭建教育资源疏解平台。天津是教育资源的联动地,重点考虑如何在本地搭建教育资源联动平台。河北是教育资源的承接地,重点考虑如何在本地搭建教育资源承接平台。以此为基础,从当地政府的立场出发,根据区域协同发展的总体要求,适应人口分布变化趋势和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从“政策制度”推进、“合作项目”落实、“监督措施”保障等方面构建公共服务网络平台,优化区域教育空间布局,优化各地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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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京津冀区域教育协同发展平台体系结构网

  目前来看,京津冀区域教育协同发展平台以各地学校自发搭建的项目平台居多,平台层次不高、合作内容空泛、合作参与主体少,缺乏高层次、内容充实、参与主体多元的项目平台,宏观领域的政策平台和以第三方为主的监督平台尚未搭建,亟待完善。总之,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平台体系明确了区域教育协同发展的共同目标,使得各个主体能够根据总的目标方向调整各自的行为,并根据其他主体的需要改进发展计划。由此,各协同主体间能够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实现有效合作和最优资源配置。
  高兵: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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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区域教育协同发展的突破口——“互联网 +”
 
  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实现精准扶贫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大数据应用能够揭示传统技术方式难以展现的关联关系,建立基于数据的决策机制和管理机制,实现基于大数据的精准协同,推动构建区域协同发展长效机制, 为区域协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通过研究区域教育发展数据建立模型,提高对数据的分析和应用,区域教育协同发展变得更加透明、高效、精准和全面。大数据协同可以有效地解决我国长期以来协同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协同主体不清晰、协同内容错位、协同方式单一、协同资金有限等诸多问题。大数据已成为提升区域治理能力的新途径,在区域协同发展中充分应用大数据的呼声越来越高,要切实高效推进区域协同发展,必须充分发挥网络信息平台在区域协同发展中的作用。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上升为国家战略,“互联网 + 区域协同”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重要引擎和有力抓手。 推动 “互联网 + 区域协同”,充分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助力区域协同发展,将互联网思维转化为加快区域协同发展的不竭动力,不断开辟区域协同发展的新路子、提高协同发展的精准度。
  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教育均衡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 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校长教师轮岗交流制度、名校办分校、集团化办学、学区化管理、就近入学、优质高中名额分配计划等,但是校长教师轮岗交流存在教师参与积极性不高、优秀教师流失、交流成本太大、保障措施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名校办分校、集团化办学等办学方式改革又存在优质教育资源相对不足、优质资源存在稀释可能、法人定位不清晰等一系列问题,教育均衡发展的推进相对缓慢。互联网的发展正在颠覆传统的发展模式,众多传统企业运用互联网创造奇迹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提供了参考,运用“互联网+”推进 教育改革成为一种选项,运用“互联网+”推进解决区域、城乡和校际教育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成为可能。新形势下,要抓住“互联网+”的机遇实现“弯道超车”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协调发展。
  朱庆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教育现代化和区域教育发展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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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验:美国区域教育合作的协同性和自主性
 
    美国高等教育的区域合作基于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高等学校高度自治的传统,高校间合作没有区域行政管理权力的限制和束缚,高校自身有很大的自主权开展对外合作。二是各高校之间的差异和各州高等教育系统之间的差异,以及高校自身发展和适应区域教育发展的需求奠定了美国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基础,由此衍生出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区域合作模式。
1、自主联合—追求共同价值目标:区域高校/高等教育联盟(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美国的区域高等教育联盟多由相邻区域的高等学校相互联合组建,区域内的各高校以促进学术发展、提高教学质量、提升管理效能等共同的价值追求为目标,通过建立高校联盟促进学校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以应对发展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同时促进自身院校的改进,提升区域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高校通过联盟可以共享成员之间的教学学术资源和管理服务资源,为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学习和生活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服务。同时,通过交流与合作,高校之间产生学习借鉴和竞争效应,促进高校在学术及教学专业能力、管理和后勤保障水平等各方面的提升。
2、政府主导—推进资源共建共享:州际高等教育协定(Interstate Compact on Higher Education)
  作为一种高等教育协调与合作机制,美国相关州政府通过协商达成相关协定,并建立州际教育行政协调机构———州际高等教育委员会来协调各州高等教育的发展。与高等教育联盟不同,州际高等教育委员会是一种由州政府主导的教育合作协调机构,州政府是教育合作与协调的主导者,州长通常是州际高等教育合作与协调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其他主要成员也由州长任命,委员会的经费也主要由各州政府拨款提供。
  汤术峰,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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